朱维高，别号嵩岑，四川阆中人。康熙七年（1668）任宿松县令。他为人刚决明敏，廉洁公正，以仁恕为本，官声极佳。
清朝建国时，平定江南，首先免除了明末的运饷、剿饷和练饷。其又颁布《赋役全书》进行约束，但担心官吏奉法不严谨，所以把征收赋税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指标，以此节省民力，使百姓财富丰裕。朱维高谨遵法令，揭易知由，在大街上公开征收贡米、贡金，征收数量与缴纳数量悉数无讹，并且从来不先期征收，也不押后解押，老百姓按时供应，无须等候，无须借贷，无须腾挪，没有过剩，没有加派，没有差役多方刁难，避免了重复征缴，不须惩罚一人却能圆满地完成征收任务。
起初，江南操抚李公制定了征解法，每里在县堂设一银柜，由里长守柜、县令孙继文奉旨在县门立碑记录，沿用到王民皞时犹遵循现法。等到王民皞调离，主管官员被小人蒙蔽，把大柜藏起来，另外放置一个小柜，早晨捧进去，晚上捧出来，外面虽然贴上朱印封条，但税银没有入柜，到了晚上回来私下调换银锭。如此侵害掠夺，普通官员都听之任之，百姓则忍之受之。为此，朱维高设立大柜，公仓从此回归于官府。
先前里长负责值日，收丁口和土地税款时，官府发放标准规格的印册叫《厫金册》，凡是缴银两的登记姓名和数量，以备官府查核。另附印有钤印的纸票叫官票，也写上姓名和数量，交给纳税户作为凭证。到这时，里长暗藏库银，私自用小薄本，粗略记录，说是草册，并且不给官票，等到拆封时才仓促誊入官册，把甲改成乙，把多改为少，涂改草册，以便与官册一致，使得缴税者因无凭无据而无法申诉，而官府也无从辨别。
这种掠夺一天比一天厉害，为了整肃吏治，朱维高就在柜的四面包上金属，凡是收银不立即在官册上登记，不及时给官票，不会同税户封银下柜，压制乡民，过称时有分毫之差的，全部准许百姓敲锣攻击，杖毙也不赦免。
宿松漕运一般是冬天兑换冬天开运，旗丁横征暴敛，额外索要，朱维高一概革除。兑换之日，他从早晨到晚上，自始至终，坐立仓前，带领四十八名粮长按次序兑换，左手执鞭，鞭打那些不守法的，右手拿笔登记并高声呼喊交换的数字，十天的限期内从未出现差错。
朱维高为官，不收人财物，不理睬别人的书信求情。有一批说客从远方到宿松，竟然找不到打通关节的地方，盘缠用尽后，灰溜溜地回去了，在离开时相互告诫，不要再到这里来了。
朱维高平日勤俭节约，廉洁自律，不乱取物，不乱抑价，他说：“节俭产生廉洁，我难道不能以古人为榜样吗？”他要求在官府当差的，不得穿帛衣，大多穿粗布衣服，这些官员的妻儿不免挨冻受饿，他劝导说：“我们瘦了，老百姓就胖了。”
时值编审丁口和田地赋税，朱维高不辞劳累，赋税和徭役调配调和均衡。凡是办理产权的他就慎重考虑，一概不要吏人插手，而是将民众聚在大堂上，亲手修立契约，老百姓不费一文钱。
康熙十年（1671）闹饥荒，朱维高为赈灾四处奔走呼吁，言词恳切，台司（三公辅佐大臣）因此而专门写了奏折，获准后，免除了不少赋税。
康熙十三年（1674），军队出征，楚闽、两粤、豫章等地军队都从宿松经过，前后几百里，骑兵几十万，每天等待入栏喂料的马有数百万，供应一天也不能停。县内只要有劳役的丁男，整天拿着工具，挑着草料、米豆等跟着喂食，朱维高对这些人说：“我不能免除你们的劳役，但可以使你们不至于特别劳累。”朱维高不依赖助手，亲临驿站，亲力亲为，明确分工。有专管草料的，有专管谷的，有专管豆的，有专管槽铡的，有专管缸斧的，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凡是领出的东西，都在账簿上记载是谁领出的；凡是发放的，也在账簿上记载是谁支领的。事情完成以后，把剩余的收集起来，在另一账簿上记载，某某领出的东西存留多少；发放的物料什器，有耗散毁坏的，如果无目击证人，就不准销账，仍记在留存册上，责令监守的赔偿，这样与其他县相比，费用节省了十之六七。凡享受供应的官员一律按牌子发放，不准多领，也不准赠送，他说：“朝廷命文武大臣持节符捧圣旨，是来安抚百姓的，地位越尊贵爱心就越恳切，怎么能额外享受敬奉呢？”他禁止驿旁居民买卖官物，时刻派人巡查，想偷盗的人也无处藏身，驿中存留货物越来越多。派出的差夫也有定数，到期召用，即使备留也不超过三天，不多预备，这是为了不妨碍农作；也不多派，那是为了杜绝挪移。
考虑到佃户最苦，租田耕作，不能完全比照本地居民，如果征用过度，那么人去田荒，税都无法征收了，于是朱维高禁止保长过分征夫，农民得全力投入农作。对未开垦的田地，逐渐开荒种植，减免渔民税收。如果洲地水涝，就多方赈灾，两税征收完成，没有拖欠；如果收成好，就向富户募捐，让他们捐粮备荒；连续丰年，就拿出仓中粮食，修桥修路。
每月初一，朱维高向乡民讲解乡约，宣读法令，劝导民众，减刑慎罚，革除杂银，禁止私钱，杜绝博戏，禁止宵行，戒除奢侈，宿松风俗日益淳清。
朱维高离开以后，他治理政事之方略，皆可为后事之师；宿松老百姓感恩戴德，莫不日夜思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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